穿过·卡斯帕尔

我只想
睡个觉
喝次酒
找份工
回趟家

    “人的生活就像溪流一样，总有一个梦想——流进大海。有的人这一辈子没有流向大海，这条河就是不完整的。长江流向大海，黄河流向大海，但长江、黄河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流向大海。长江开山劈石穿过大山流向大海，黄河没有开山劈石，结果绕过九曲十八弯。但是不管怎么样，生命再弯最后目标不变。我们惟一要记住的就是要像黄河、长江一样不断地向前流，但是不能变成黄河、长江里面的泥沙，最后自己沉淀下去，把生命给沉淀没了。”

                                                                                                             ——老俞

全文见：

度过有意义的生命——俞敏洪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2009年6月2日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别了中国，8月5日，白皮书来了。

2009年8月4日，克林顿到了平壤。

      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日子。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2009年7月27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

哦，我在想到底是恶人？还是恶法？还是恶社会？一个刑事案件成为一个社会事件，那么就不再只是一个司法问题了。不论最后是法赢还是舆论赢，整个社会都是输家，因为我们的法律和舆论成了敌人、法律和道德成了敌人、社会和社会成了敌人。似乎今年的几件事都成了这个逻辑。
对法都是实用主义。需要法了，把法请出来、抬出来。不需要法了，就把法推上道德的审判台。法源于社会，而维持社会，如果能够轻易地、屡次地被推上道德审判台的法，在审判台上苍白无力的法又怎么去取信于社会、维持社会呢？
很不想太过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成长中的国家，当法与舆论、法与道德屡屡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背后的社会病变在哪里？
法治确立源于社会契约，背后是利益关系。成熟的社会用法来调节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服从于法。如果法不能反映和维持社会关系，那么社会关系就只能用舆论、用道德，再不能就只能用暴力，最后法被打倒，社会回到原始状态，如此恶性循环。
另外，法治既不是近代产物，也不是西方专利。回顾各种社会形态，均有法治先例，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没有离开过法，家、国、天下，一同此理。

Will US-Japan Alliance Survive? By Joseph S. Nye, Jr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opinon/2009/07/137_48423.html

中译：美日同盟能够持续吗？
http://www.zaobao.com/yl/yl090720_003_1.shtml

按：“美帝国主义”在某些方面还是要团结的。对于日本，鸿章大人和小平同志都有过经典论述。还记得约瑟夫爷爷在总结一战和二战的教训时说过，绥靖政策和遏制政策的颠倒分别是一战和二战前西方国家政策的重大失误。绥靖与遏制的度恐怕是国际政治中最难解的一道题。不仅对于远在天边的世界大局，对于近在眼前的东亚格局也要有战略性的思考。坐等形势演变，不是措手不及就是悔之晚矣。敌友，非定者，形势使然。高明者，利用形势而驾驭之。

国民之庆，才是国家之庆。

   　日前，《解放周末》刊登了对华师大博导许纪霖的专访《大学之“困”》。透析大学之“困”，正是期待大学之“为”。本周，《解放周末》专访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他认为，大学之“为”，在于为教育、为学生；大学之“为”，在于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使命，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自我批判。 
      如果社会天然使人健康成长，那还要大学做什么
　　解放周末：在《大学之“困”》的专访中，许纪霖教授以教师的角度关注了大学的当下生存。您曾经也是一名大学教师，现在又是大学行政管理者，以双重身份来观察当今大学，心态和感受是否更为复杂？
　　蔡达峰：说心里话，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无论是改革、发展，或是转变、调整，给我带来的鼓舞、困惑或反思，都非常强烈。
　　解放周末：谈到大学之现状，不少人不约而同地用一个“困”字来形容。不仅是学生、家长，就连教育界内部，从行政管理部门，到校长、教师，都有不满。
　　蔡达峰：当今社会对大学的现实需求越来越迫切，比如扩招，明显表现出社会公众对大学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大学在满足或者说是适应这种需求的时候，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大学自身的使命，这是我认为最大的大学之“困”。
　　解放周末：“困”往往导致了怨言。
　　蔡达峰：这不难理解。但我想，不仅大学有大学之“困”，企业也有企业之“困”，政府也有政府之“困”，“困”是现实存在的。在困中求变，求更好的发展，这才是基于现实的突破。
　　社会是靠不同的力量互相支撑的，需要每个机构和个体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作用，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使命。假如一味地我迁就你，你迁就我，都指望从他人获得动力和利益，不坚持自身对别人、对社会的责任，其实是放弃了自己的价值和作用，而这样的社会关系，其实是不会和谐的。
　　解放周末：大学要有所作为，前提条件应是坚定自己，维系好自己的心灵。
　　蔡达峰：是的。虽然客观的不利因素很多，但是大学的良知还是要靠自己来坚持。大学要传播社会的良知，有良知的人才来办大学。如果大学扛不住现实的痛苦和困惑，便很难让别人相信大学能给予社会什么精神的力量。换个角度讲，如果社会是天然使人健康成长的，那我们还要大学做什么？
　　大学众多功能中，最本质的还是育人
  　解放周末：您强调不要忘记大学的使命。在您看来，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是“为”了什么？
　　蔡达峰：大学是为了实现教育的使命而存在的。，它首先为社会培养人，然后衍生出科研、社会服务等各种功能。
　　解放周末：从各种趋势来看，大学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直接。
　　蔡达峰：但大学的根是在教育。大学之产生，是先有教师，再有学生，有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才有以学位制度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以后逐渐形成了现代大学的各种管理制度。但实际上，大学功能的繁衍，使得大学的利益来源多元了，使得学生培养反而被疏远。
　　解放周末：大学的众多功能中，最本质的还是育人。
  　蔡达峰：教育是因为有利于人的根本利益而有利于社会，而不是因为直接创造经济利益而有利于社会。大学可以推进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但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教育为了经济而发展，那么人格就得不到尊重和培育，学生当然就可以为赚钱而上学，就不可能理解生活的根本意义、心灵的力量、道德和责任，人生的态度就很片面，社会关系就缺乏理性的基础，教育就在办学中异化了。
　　解放周末：为了有利于人的根本利益，大学应该有哪些作为？
　　蔡达峰：一方面，大学要把年轻人培养成为有知识和能力的公民，使其不但能自食其力，独立谋生，而且有终身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级专门人才。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的我国大学，这种任务还是很繁重的。另一方面，大学应该坚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使他们不仅能够发展自己，还能引导社会发展，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为此，大学应该放弃一些自私的东西，以独立的理性来为学生维护教育的使命，克服自己的困难来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抵挡世俗对学生的影响，让他们纯洁、浪漫、好学的天性得到保护，让他们具有理想并为此发挥潜能。
　　过多地将教育放置在物质利益层面上考虑，整个社会的未来便令人担忧
　　解放周末：教育不仅要培养人的技能，还要培养人的素质。但当前的大学教育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就业培训。
　　蔡达峰：技能和素养应该是紧密相关的，技能与道义结合才能成为大家，但现在两者往往被割裂开来看待，连教书和育人也不容易合一，有些教师专门教专业，有些教师专门教思想品德，要靠学生自己融会，结果反而彼此分离。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社会对于大学的期望和评价更加功利，更促使了大学强调专业化教学。促进学生就业，这是大学无可厚非的责任，但大学不能因此忽视对教育的使命，忽略了大学在启迪良知、塑造人格方面应有的追求，这必须引起大学的重视。
　　解放周末：大学必须“两条腿走路”，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
　　蔡达峰：是的。公民要有职业，就业是生活的基础，但具体的职业及其收入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的幸福不仅是丰富的，而且需要不断创造。大学教育有利于就业，但不止于就业，而是为了生活。所以，要使得学生具有驾御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大学最重要的教育任务。大学不只是向职业界提供应聘人员，而是提供在就业以后促进社会发展、包括为更多人创造机会的人。大学对社会的这种作用，首先要让学生感受到，要体现在对学生的引导上。经济、社会的各种变化都会影响大学，但大学必须要为学生作出正确的引导，要阻止某些东西对学生的影响，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解放周末：尽管大学本身也处在不断的社会变化中，但大学仍应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纯净的教育空间，进而升级为一个精神殿堂。
　　蔡达峰：大学教育，要使学生在进入职业界之前，具有独立把握生活的能力，核心是培养完整的人格，这是抵御各种各样变化和困境的基石。大学要让学生正确了解现实困难和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变化和现象中有很多假象，克服困难需要智慧和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一两天就能造就的。大学应该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这种力量，让他们经得起环境的变化，把持最重要的东西，这样才能对得起学生和未来的社会。
　　解放周末：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读大学有什么用，还不是找不到好工作？据媒体报道，今年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高考。
　　蔡达峰：功利地将教育视为商品，以贵贱、划算来看待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既然毕业了找不到好工作，那就不上大学，这种对教育的偏见，多少也与大学办学实际有关，是大学的悲哀。面对这种“教育观”，我总会想到西南联大的师生，那些并不知道就业前景但仍在炮火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的青年学子。我甚至也想到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里那些生命不保但坚持读书的犹太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他们为什么学习？教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无法不感慨。仅仅将教育放置在物质利益层面上考虑，整个社会的未来便令人担忧。假如大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恐怕就很难做到温总理所期望的，中华民族需要有一些仰望天空的人。
　　大学面对学生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
　　解放周末：一所大学“有为”还是“无为”，您如何判断？
　　蔡达峰：在我看来，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大学是教育机构，评价一所大学，就是看它实现教育使命的水平。忠诚于教育的大学，才是一所合格的大学。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大学之“为”，应该是为教育，而不是为大学本身。
　　蔡达峰：是的。但是，大学既然是一个机构，就必然有其自身的社会处境，必然会有自身利益问题，比如薪酬、校舍、名誉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应该对教育有利，但事实上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却可能把大学弄得精疲力尽，甚至迷失了应有的方向。
　　解放周末：在大学自身利益和教育的利益之间，有一个权衡的问题。
　　蔡达峰：作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我对这方面的感受比较多一些。教师职业被称为“神圣的职业”，但大学中的人并不天生都是圣人。大学中人同样身处功利的社会、世俗的环境。大学中的一些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教育，但实际上可能离教育很远。比如当前都在呼唤让高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如果抽去其中的具体利益，恐怕不少人就没多少兴趣了。因为自主不仅有权利，还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解放周末：大学如何真正做到时刻不离教育？
　　蔡达峰：我倾向于要时刻反思自己。大学之于学生，应该就像家长之于孩子。大家知道，并不是最优秀的父母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孩子，家长培养孩子，总是竭尽所能，指望把孩子培养成最优秀的人。这是父母们的共同情怀，也是人类的美好理想。
　　现在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我们要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中国青年。为了这个理想，中国大学应该像家长一样，意志坚定，不怕吃苦。抗战时期的中国优秀大学及教师，筚路蓝缕，照样培养出有世界影响的优秀学生。如果大学连自己都不想吃苦、不能吃苦，抱怨自己的待遇，为自己的三餐谋划，先把自个儿养富了再去养孩子，那是无法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的。
　　解放周末：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必须要吃什么样的“苦”？
　　蔡达峰：首先，要把大学得到的利益和支持最大可能地关照于学生。第二，要通过自己让学生得到更好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正如家长不能把学生关在家里，而要把学生送到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一样，大学也是这样，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条件，使他走入更宽阔的世界，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解放周末：这个比喻很形象。
　　蔡达峰：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教育需要投入，一种充满善意和真诚的投入。但是现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有难度，不尽如人意。
　　解放周末：大学面对学生，正如父母面对孩子，应该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
　　蔡达峰：是的。复旦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办学早期经济总是拮据，学校经费寅吃卯粮。复旦教授每个月要拿出100块钱，每年拿出1个月的薪水奉献给学校办教育。所以，复旦把牺牲和服务作为传统。学校就要像一个大家庭，家长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种精神，感人至深，很具有教育意义。
　　解放周末：目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中。教育需要改革，大学需要有所作为，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期盼。
　　蔡达峰：是的。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机构就是大学，它可以900年屹立不倒，不改校名，不改地址，不改校门。大学以教育质量而立世。但教育质量很难被检测，更很难被称为“不合格”。所以，教育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对社会责任的认识。
　　解放周末：从大学之“困”到大学之“为”，您对大学具体有些什么建议？
　　蔡达峰：我想大学首先要承担责任。比如自主招生，是自主权，也是社会责任。所以，承受责备也是在所难免。只要有利于学生发展，有利于未来发展，大学教育就不用害怕改革，不用回避责任。眼下有许多工作中的“患得患失”，就是因为没有把学生的未来需要想清楚。
　　其次，教育管理者要敢于自我批判。学生毕竟不是通常所说的客户或消费者，他们需要接受引导。要使大学真正主动地关心学生成长的利益，则必须思考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直接从事教育管理的人员，则更要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提高自己服务加引导的能力，视学生为子女，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这种精神是高尚人格和风度的表现，它本身就是教育的应有境界。
 来源：《解放日报》2009年6月14日